一
梁园经济的繁荣为梁园赋坛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为医治长期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朝廷推行无为而治，减少赋税，鼓励农桑，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很快便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梁孝王刘武在盛世之时王梁国，且当时的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史记·梁孝王世家》）由于刘武治理有方，梁国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生产发展很快。梁国境内土地肥沃，人民群众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广泛种植树木，从事桑麻。桑蚕、纺织和家畜饲养业相当发达。芒砀山资源丰富，从而使梁国的烧陶、冶金、石料加工、雕刻等成为独立的手工业。梁国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刘武以赋税等方式从梁国人民手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刘武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加之其为文帝之子、景帝之弟，其母窦太后对其“爱之，赏之不可胜道”，以至使刘武“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宝玉器多于京师。”特别是梁孝王刘武还“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以上引言出自《史记·梁孝王世家》）梁孝王拥有巨大的财富，又处于人生得意的顶巅之时，于是便大兴土木，除扩建都城睢阳外，还以睢阳城为中心修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梁园。梁国的梁园成为西汉中期最好的游览胜地，游人如织，文人当然也不例外。文人们非常愿意在梁园这种优美的环境写作、游乐与生活，很多作家便汇集到了梁园。身居梁园的作家以梁园为题材写文作赋，又张扬了梁园的名气，吸引更多的文人来梁园。因此，梁园成了西汉中期文人汇集的中心，使梁园赋坛昌盛一时。
二
喜爱文学善交文人的刘武对梁园赋坛的形成与兴盛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梁孝王刘武在宫廷中长大，文化素质很高且喜爱文学，喜欢舞文弄墨。因此，刘武能够“延招四方豪，自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以重金与高官招揽人才，其气势超越了战国时期的燕昭王。其时，梁国具有招引外界人才的传统。早在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与齐国的孟尝君（田女）、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被世人称为四公子，又称为四豪。四公子皆以礼贤下士而闻名于世，助成了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若以品行来评论四公子，信陵君最为优，平原君次之，孟尝君又次之，春申君为最下。因此，以魏国为中心，周围数千里的贤士都慕名蜂拥般地投奔魏无忌。一时，信陵君门下聚集数千人。诸侯各国见魏国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出谋划策，轻易不敢出兵侵扰魏国。由此，魏国作为一个小国，才得以在北有燕赵，东有齐鲁，南有韩楚，西有强秦的夹缝中出现持续近20年的和平、稳定的局面。魏无忌病死后，聚集在魏国的人才很快投奔其他各国，魏国很快被秦国灭亡。梁孝王刘武王梁国时，信陵君的故里宁陵属梁国疆域。刘武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能不听说信陵君与战国四公子的故事，这些人物的事迹也不能不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其养成好文好义的品质。因为刘武广招人才，又爱好文学，还有梁园这种令人向往的地方。所以很快便吸引邹阳、枚乘、庄忌、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聚集于梁园。其中，邹、枚、庄等是从吴国来游览梁园的，看到梁园的富丽、梁国的富庶、梁孝王对人才的热情，才心甘情愿地留在梁园充当刘武的门客；司马相如也是游览梁园后，才回到京师长安辞去西汉朝廷的郎中之职前来投奔梁孝王而客居梁园的。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到来，使梁园赋坛出现人才济济的局
面。面对如此众多的赋作家，刘武一方面利用政务之外的时间多与赋作家们聚会，切磋写文作赋的艺术技巧；一方面采取激励措施，对写出好作品的作家给予名誉与物质的奖励。《西京杂记》卷二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梁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使各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胜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韩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等人绢五匹。”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梁孝王与门下文人联欢或宴会，十有八九是要斗文的，每次斗文都是要奖优罚劣的。亦可以看出，梁孝王对文人写作辞赋是倡导，而且对有成就者是不惜重金奖励的。因梁园而形成的梁园赋坛，能够出现一大批赋作家与赋作品，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梁孝王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梁孝王，梁园不可能聚集一大批文人，也就没有梁园赋坛的繁荣。后来，梁孝王病逝，客居梁园的作家纷纷出走，梁园赋坛走向低谷。这一现象，也反证了梁孝王对梁园赋坛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融会贯通成为促进梁园赋坛兴盛的必由之路。
一个文学社团的兴起，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一种文学体裁的兴盛，除自身必备的条件与所具有的内在因素外，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梁园赋坛也是如此。
赋作为一种文体能够在梁园形成，并成为汉代文学的一种主要文体，除梁孝王注重招揽人才、提倡文学创作及拥有梁园这些因素外，吴楚写辞作赋的风气对梁园作家的影响是很深的。辞赋作为一种地方文体最先是从战国时期的楚国兴起的，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战国后，虽然楚地写辞作赋之风依然很盛，但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慢慢地与楚辞有了区别并形成独特的写作形式。西汉初年，贾谊写出《吊屈原赋》不久，即到梁园任梁怀王太傅。虽然当时梁国的疆域很小，文士很少，但新赋大家贾谊的到来，给梁国文人带来了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可以说，贾谊对梁园赋坛的形成，即有推动作用，又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西汉中期，吴国都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在战国时属楚国的疆域，广陵人好楚风，有写辞作赋的习惯。枚乘、邹阳、庄忌三人都曾在吴王刘濞门下作文学侍从，都是爱好写作之人，受楚风的熏陶很深，均能写出很好的辞赋作品。
梁孝王刘武王梁国时，吴王刘濞欲谋反，枚乘等人劝阻无效后，便离开吴国来到梁国，弃吴王刘濞而投奔梁孝王刘武。枚乘等人到梁园，使梁园赋坛得以形成。枚乘吸收了贾谊作赋散文化的特点，写出了《七发》。《七发》既是枚乘的代表作，也是梁园赋坛及西汉文坛的代表作品，它标志着新体赋（即汉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邹阳、公孙诡等人，深受枚乘的影响，作了许多以赋为体裁的文章，使梁园赋坛逐渐走向兴盛之路。
梁园赋坛的作家来于全国各地，他们既能互相学习，又能互相取长补短，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梁园赋坛孕育产生了新体汉赋并使汉赋逐渐繁荣，真正起到了摇篮与沃土的作用。
梁园赋坛的作家与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近30篇作品被《昭明文选》所著录，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范文。特别枚乘的汉赋代表作《七发》，对后世的影响更大。西晋时代的傅玄在其《七谟序》中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人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醒麟、崔五奇、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可见《七发》影响之深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是汉赋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其影响也不亚于《七发》。而梁孝王招揽人才、奖励文人的壮举与梁园赋坛的文人雅士以及梁园旧迹，也为后世文人所仰慕，所向往。自东汉至清代，有颜延之、王融、沈约、谢眺、王昌龄、李白、杜甫、高适、李梅尧臣、苏轼、苏辙、李梦阳、田兰芳等数百名知名文人凭吊梁园并写出优美华章。
特别是南朝时期宋国文人谢蕙莲所写的歌颂梁园的《雪赋》，对后世深有影响，读其赋后，又有后人将梁园称为雪苑。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侯方域曾发起组织全国性的文学社团——雪苑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梁园”命名的企业、市场或商店在商丘境内更是很多。基于梁园深厚的文化内涵，商丘撤地设市时，国务院将商丘地区所辖的县级商丘市易名为梁园区。
◆《千城赋》总设计师·辞赋编辑家·中国当代新赋运动先驱·赋帝·潘承祥统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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